關渡美術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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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e Piece Room 雕塑基座–陳逸堅 個展
展覽日期
2015-03-06 ~ 2015-04-26
 《雕塑基座》(Base Piece)的命題乃借自雕塑家安東尼•卡羅(Anthony Caro)的《桌上雕塑》(Table piece),是一系列首六件針對「基座」為雕塑母題作評論與發想的作品,內容是以我在92至93年的原始草圖及手稿為藍本而製作的雕塑,亦頗有對個人創作做「反事實條件」(counterfactual)的歷史陳述與重溯。

91年在加州雕塑家Charles Ray的啟發下,開啟了我對卡羅雕塑作品濃厚的興趣,特別是他於1966年起製作的《桌上雕塑》讓我再三琢磨、反覆省思,這系列超過三百多件所謂「桌上型小雕塑」與卡羅的立地大型雕塑脈絡大相逕庭,對照卡羅再三言明厭惡雕塑流為基座物件的矛盾,深深吸引了學生時代的我,苦思不解之餘,魯莽認定卡羅走的是雕塑的回頭路:「桌面」說穿了就是「基座」的延伸變形,卡羅似乎刻意以命名迴避「基座問題」在現代雕塑史的源流、論述、意義、破除與象徵。

對藝評家麥可•弗利(Michael Fried)而言,卡羅的《桌上雕塑》意圖不再於將雕塑回歸於「基座」,卡羅企圖創造出非模型、非偶發的尺寸,兼具雕塑自我主體性與合宜尺度的小型雕塑,而不是大型作品之縮小版;弗利堅信卡羅的美學本質是本體論,立基於人體的本質與潛能,但內建於雕塑的內部關係才是真意,雕塑本質上是「語法的」(syntactic),特別是元素結構的構造、散布與分離,是對空間的分割而非佔據,「桌面」想當然爾成為相對尺標,也因此卡羅早期的桌面系列還保有真實、可辨識的工具元件,例如以「剪刀把手」(Table Piece xxxvii)等暗示與身體關聯的尺寸。

無論如何,基座上的物件有一種類似畫框般無可取代的效力與魅力,「基座」的使用曾經是藝術家急於迴避的雕塑魔咒與母題,例如早期的卡羅,基座原本也只是功能性載具,至少在布朗庫西(Brancusi)之前,或用於搭配建築及廣場尺度、用以巨大化紀念碑、支撐和維持雕塑和觀眾之間的距離。布朗庫西劃時代的將基座形象化和建築化,重組雕塑與基座的比例與次序關係,將基座吸納成雕塑內容,徹底模糊雕塑與基座的界限。其後的傑克梅第(Alberto Giacometti)才真正觸及基座問題,將基座解除(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, 1932)把基座變成雕塑(Circuit, 1931 / Man, Woman, and Child, 1931 / The Surrealist Table, 1933 ),到了曼佐尼(Piero Manzoni )的《世界的基座》(Base of the World, 1961),之後的藝術家不特別意識基座的存在。日後低限藝術(Minimalism)將雕塑內化為基座,或新普普雕塑將基座拜物化(有別於Rosalind E. Krauss的基座拜物化),基座殘存明示物件的觀看,卻被櫥窗取代其神聖性,基座的功能至此流於物件的藝術認證。

當卡羅於2013年過世,又重啟了我對這批擱置多年之草圖的創作熱情,此時此地遠離90年代加州藝術圈,當然無涉雕塑史的書寫與定位,但對於我個人的創作歷程卻寓意深遠,當時對卡羅《桌上雕塑》的熱切誤讀,驅動我無數以基座為名的雕塑想像,藝術史上的「基座問題」似乎也無人問津,該是時候藉此將自己的創作歸零重新出發了。

後現代以降的雕塑已經解除「基座」作為閱讀藝術的角色,藝術等同商品的當下,藝術家的心思也已經與「基座」無關,基座等同展台,或許「基座」作為美術館形體的隱喻已經是「基座問題」的最後解答。